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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漠到水乡:帕蒂古丽用文字追赶记忆
发布日期:2014-05-20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 字号:[ ] 保护视力色:杏仁黄秋叶褐胭脂红芥末绿天蓝雪青灰银河白(默认色)

 

 

    上个周六,余姚市少数民族联谊会名誉会长、余姚日报专刊副刊部主任帕蒂古丽携散文集《隐秘的故乡》,来到南京凤凰书城为读者签名售书,这是出版方为帕蒂古丽和她的新书安排的为期半年的全国巡回签售活动的第一站。第二站放在上海。5月10日下午,这位已经在余姚生活了18年的维吾尔族女作家,将在宁波书城为第二故乡的读者签名售书。

  《隐秘的故乡》是帕蒂古丽的第三本散文集。自去年12月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以来,短短3个多月时间,已经售出1.3万册。据悉,这家出版社已经签下了帕蒂古丽的下一本新散文集。

  近几年来,帕蒂古丽以火山爆发一般的创作激情,成为国内散文创作领域的新锐人物。有4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在《人民文学》《散文选刊》《天涯》等刊物发表。先后出版了《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混血的村庄》和《隐秘的故乡》三本散文集。多篇作品荣获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等奖项。

岁月悠长

一段扔在西域一段活在江南

  1965年,帕蒂古丽出生于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老沙湾镇大梁坡村,那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村庄,与余姚相距约4000公里。

  笔者见到古丽时,她刚从老家探亲回来。因为水土不服,这次探亲留给她的是满身痘痕,她不禁自嘲“以后再回老家时,得带上余姚江的水和龙泉山的土了。”

  回到余姚的当天晚上,她坐进剧场,欣赏了一出温婉儒雅的姚剧新编剧目《严子陵》。此时,前一天在老家刚听过的维吾尔族传统音乐“木卡姆”那高亢嘹亮的旋律分明还在她的耳边萦回。不断地在西域和江南这两种文化之间闪回,已成为她最近18年生活的常态。

  大梁坡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边缘,在那里,古丽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维吾尔族的父亲、回族的母亲、哈萨克族的邻居、汉族学校的老师,灌输给她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和不同的习俗。

  18岁那年的夏天,邮差为古丽捎来了兰州商学院会计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大梁坡村出了第一个大学生,邻居们都为古丽一家感到高兴,然而古丽本人却高兴不起来。

  原来,从小被父亲送进汉语学校的古丽,早已心甘情愿地成为文学的“俘虏”,临近高考,她的课桌里还藏着贾平凹的散文集。她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喀什师范语言文字专业,却阴差阳错地被兰商会计专业录取。上,还是不上?古丽内心无比纠结。那时,一家七口的生计仅靠父亲一人勉力维持,作为家中长女,古丽知道自己没有理由放弃那份通知书。

  到了兰州后,除了应对专业学习,古丽的业余时间都在兰州大学校园内流连,在兰大中文系和哲学系,古丽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看什么书,她也看什么书,这对她以后人生观的养成不无裨益。那时,古丽还参加了兰州市大学生演讲团。电影《人生》上映了,演讲团就组织这方面的专题演讲,而每次演讲之前的主力团员选拔,古丽几乎都能被选上。演讲、写诗,这类能充分训练语言能力的活动,几乎构成了古丽大学生活的全部。

  1985年,古丽被分配到塔城地区最大的一家糖厂,做了一名成本会计。这个酷爱文学的小会计,办公桌上堆着几本厚厚的账册,桌子底下却掩着一本《石评梅选集》,边看边掉泪。好在厂长及时发现了厂里第一个大学生的苦闷,将她调到了宣传科。古丽也没有让厂长失望,很快就办起了糖厂第一份简报,消息、通讯、散文,绝大部分稿子都是她一手包揽。她还在简报上发出捐款购书的倡议,很快就筹到了2400元书款,厂里又配套了2400元,一个崭新的图书室建了起来。

  这段经历,后来被古丽写进一则题为《只愿香甜满人间》的演讲稿里。那是一篇反映糖厂创业经历的稿子,“你知道世界上最甜的是什么吗?是糖。你知道世界上最苦的是什么吗?是创业。”带着这个稿子,古丽参加了塔城地区的一次演讲赛,3个评委给她打了3个满分。而其中一个评委,便是《今日塔城》的主编。

  《今日塔城》,是塔城地区为迎接建国40周年所编的一套丛书。因为那次演讲比赛而崭露头角的古丽,不久便被借调到《今日塔城》编辑部,专职从事报告文学的采访写作。此时的古丽,已经走出了青春的迷茫,也一度放下了自己醉心的诗歌创作,开始下基层体验各种生活。她去陶瓷厂采访,跟着窑工搬土坯,别人搬两个,她就搬一个。冷冰冰的土坯放进去,热乎乎的瓷器捧出来,“感觉像是迎接婴儿的诞生。”她去道班体验生活,工人们压路,运石子,在齐胸的积雪里开辟生命通道,她也跟在工人后面像模像样地干。工人们吃什么,她就吃什么;道班搬到哪儿,她也跟到哪儿。就这样整整跟了一个月,完成了一篇反映道班工人生活的报告文学《仅次于上帝的人》,获得首届开发建设新疆文学奖一等奖。

  在《今日塔城》编辑部工作一年后,古丽来到《塔城报》从事新闻采编。那时,父亲已经去世,古丽接过了负担失智老母和年幼弟妹的重任,每天玩命一样地写稿。有了前两年采写报告文学的经验,古丽驾驭长篇通讯已经驾轻就熟,她的稿子被认为“现场感特别强。”

  古丽在《塔城报》一干就是6年。最终选择离开,还是因为家庭原因。那年,母亲莫名走失,弟妹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上了中专,为了给弟弟妹妹们攒齐那一笔笔学费,古丽毅然选择南下打工。

  1993年,她成为刚刚创刊的《南海日报》的第一个员工。也就在广东,她遇到现在的丈夫,一名祖籍浙江余姚的气象工程师。南下之行促成了一段姻缘,然而夫妻俩在广东的日子却过得并不容易。不久以后,两人北上郑州谋生,古丽进了《中原建设报》。在郑州,夫妻俩迎来了爱情的结晶。1996年,在夫家亲人的催促下,古丽一家回到了余姚定居。

  选择了一个人,对古丽而言,不仅仅意味着选择了一座城市,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是选择了一个民族,选择了一种文化,甚至是选择了一种人生。“进入‘五里不同俗、十里一方言’的余姚乡村,我根本无法用普通话来解救困境中的自己。为了让别人了解我,我从学简单的方言开始,解救自己的舌头。”古丽回忆。

  当河姆渡的大米、四明山的笋干菜、丈亭的杨梅,取代了新疆的烤馕、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古丽的血液和皮肤都开始渗透南方的气息。“现在我是另一块土地上的那个我,我精通这里的语言,那是我的父亲认为世上最难懂的语言。我谙熟南方的任何习性,我除了尽最大的努力遵循做一个教民能遵循的规则以外,我按这里的生活方式生活。”

  古丽认为自己是一个对文化元素特别敏感的人,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她懂得相融,懂得承让。“新疆的沙枣树移植到余姚,居然也活了,而且活得很好。”

耕耘不辍

寸笔写不尽边疆内地古今事

  自从报告文学《仅次于上帝的人》获得首届开发建设新疆文学奖一等奖以后,当时仅仅20出头的古丽迎来了创作的一个小高峰。《民族作家》每期都向古丽要诗歌。她的小说《血色的梦》发表在《中国西部文学》(现《西部》杂志)上,很受好评;她的散文《快活林散记》,最早也是发表在《中国西部文学》上。在《塔城报》,有一个名为《伊犁河》的副刊,上面也经常刊登古丽的诗歌和散文。很快,古丽就加入了新疆作协,成为当地文学圈里为数不多的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者。

  当时在写作上与古丽一同起步的几位新疆作者如刘亮程、沈苇等,经过十几年的历练,文名已经蒸蒸日上,而古丽却因为生活所迫离开新疆闯荡南北,手中的笔渐渐荒疏。她为此感到痛心,“是文学把我丢了,还是我把文学丢了?”

  再次拾起笔,是在古丽定居余姚之后。到了余姚,古丽马上去找 “组织”。供职于余姚市文联的作家谢志强曾在新疆生活了20多年,与古丽一见如故。1998年,刘亮程出版了《一个人的村庄》,谢志强提醒古丽“你也可以写写自己的村庄了。”然而,那时的古丽,已经被江南水乡的汉文化深深吸引,她的笔蘸着姚江水,写尽了两岸悠悠七千年往事。

  从原始粗砺的边陲文化中走来,古丽更懂得河姆渡文化的宝贵。第一次去看河姆渡,她试着用自己的眼光去解读文明的含义。对着七千年前的两个河姆渡人的人头骨,她浮想联翩。这恐怕是自己的祖先从未到过的地方,自己不但来了,而且嫁了。一想到她的后代今后将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她觉得自己与余姚的姻缘也带上了历史的色彩。

  在余姚的这18年,当地的画家、作家、书法家、篆刻家,姚剧老艺人、评弹艺人,她都一一造访;当地的民间故事、民间小调、民间走书,车子灯、木偶摔跤,她都一一了解。小巷小弄,角角落落,她都翻出来晒了一遍。余姚这些年举办的所有大型文化活动,她更是每次都亲身见证。

  “为什么不可以热爱?余姚确实很优秀,汉文化的精华汇集在这里。在这块土地上,我注定要拿起笔。”2009年,古丽写给第二故乡余姚的生命短章《嫁到天堂》在新余姚人征文大赛获一等奖。2010年,在余姚市文联和市作协的支持下,古丽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作品集《笔蘸姚江》。

  在余姚的18年,古丽一直做着自己感兴趣的文化工作。“这里的人批评意识强”,但古丽凭着自己的天分和勤勉,获得了众人的普遍认可。她是姚剧研究会的理事,这些年大部分介绍姚剧的文章,都是出自古丽笔下。

  随着人生进入成熟期,古丽的文字也日臻成熟。经过十几年的沉淀,古丽终于又把目光转向了西北。2009年,她提笔写了《孤坟》,谢志强把这组精短的散文编成小小说,发在《文学港》上。这以后,她的大梁坡系列散文创作一发而不可发。

  “我不知道,到底是记忆回来找我了,还是我在用文字追赶记忆。很多时候,是文字让记忆复活,让怀念的生活重新回来,让那些不可再现的事物,在原来的泥土上,借由文字再现一次,借着文字,记忆里的苦涩被置换成了甜蜜。”

  离开新疆的近20年间,古丽每年都要回老家住一段时间。一年一次亲近那块熟悉的土地,是古丽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最初的大梁坡系列散文,她是写给家人看,写给弟妹看的。“我的身体能感受到的,我的弟妹也能感受到。”她用键盘把整个前半生摸了一遍,越摸越清晰。“记忆沉在黑暗里,我用文字把它们带到了光明中。”大梁坡对于古丽来说,是她生命能量的源头。在那里,除了对村庄人事的记忆外,还留下了一个乡村女孩的成长秘史。

  今年4月初,古丽应邀回去参加在新疆莎车县阿尔塔什村举办的巴旦木花节。“南疆的四月,你走上一千里,就有一千里的杏花与你相伴。”两天的节庆活动,到处繁花似锦,到处歌舞升平。然而身处其中的古丽总觉得缺少点什么,4月5日那天,她和朋友们相约去凭吊“木卡姆”音乐之母阿曼尼莎汗的陵墓。“陵墓紧挨着街市,肉香飘到墓地,活人与死人的气息是相通的,。中间是一座清真寺,寺院与墓地也仅有一道栅栏相隔,街道上的尘土和墓地上的尘土同时被风带入这里,人们在街上鲜活地过了一生,死了抬到寺里一洗一裹,马上就被送进墓地里。”在那里,生与死仿佛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边观察边思索,古丽再次感到文思泉涌。一扇窗户一经打开,创作的题材便会源源不绝。

厚积薄发

散文新锐佳作迭出文坛瞩目

  2010年,古丽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跟羊儿分享的秘密》;2012年第二本散文集《混血的村庄》与读者见面;2013年底出版的《隐秘的故乡》,是她的第三本散文集。

  散文《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入选《中国散文2012年度佳作》和《2012中国散文年选》。散文《模仿者的生活》获得2012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2012年度《民族文学》奖、《散文选刊》2012年度最华文佳奖。散文《思念的重量》获2013“我的一封信”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大梁坡的汉子和婆姨们》获2013年度全国散文年会一等奖。散文《苏醒的第六根手指》入选《中国散文年度佳作2013》。

  作为一名维族作家,古丽写的是汉文,读她作品的人也多为汉族人。现在,她的部分散文已被翻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藏文和韩文,刊登于《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她的两本书,也已经被全部翻译成维吾尔文字。这次回新疆,她发现当地对这两本书的认可度很高。

  文化交融是世界性的主题。古丽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江南文化的丰富内涵传递给新疆的各民族,把新疆少数民族在文化交融中的特殊心理体验,传递给广大的汉民族。让自己的文字作为一种媒介,用来解释文化差异、增进民汉了解、沟通彼此情感。

  古丽认为,人类的任何生存经验和心理体验都应该被同类分享,因为人类是同一个肢体,每个肢体的疼痛都会被整体所感应。民族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对于其中部分个体来说,这是一种抗拒到接受、矛盾和挣扎、撕扯和锻炼,煎熬乃至涅槃重生的过程。“从我个人体验来看,文化的碰撞也许就是融合的前奏。”

  古丽的思维是诗化的,落笔时有20多年的新闻纪实写作为基础,而且言之有物,所以她的文字特别能吸引读者。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以前出版的书籍,题材多为职场、婚恋、茶道、插花一类的生活资讯。从签下帕蒂古丽《隐秘的故乡》这本书开始,这家出版社已将出版方向转到了这类关注社会、关注族群的文学作品。

  去年,帕蒂古丽工作室入选宁波市第二批文艺家工作室。去年底,由市文联、余姚市委宣传部主办,市作协、余姚市文联承办的帕蒂古丽散文集《隐秘的故乡》、干亚群散文集《给燕子留门》研讨会在余姚举行。与会者认为,帕蒂古丽作为生长于新疆、长期生活于江南的作者,她的作品体现了创作主体的独特性、创作客体的丰富性和体裁的创新性,不仅反映了一个村庄的历史,更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成长历史。

  小说家谢志强提示读者,古丽的作品可以放在“冷战以后的世界文学潮流”这个大背景下去解读。最近七八年,跨文学背景的作者,边缘文化、混血文化已经成为国际文坛的主流,这股文学潮流的核心就是体现个体身份的焦虑,这是世界大融合中出现的普遍现象。古丽的作品中承载着一个哲学的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而建国后几次大的迁徙,如上山下乡的群体,外来务工者群体,都可以从古丽的作品中找到共鸣。谢志强认为,看一位作家能否走远,就看他(她)是否建立了自己的世界。古丽通过建立参照系,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这是所有作家都梦想达到的东西。

延伸阅读

你说我说:帕蒂古丽其人其文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社董事长杨廷玉:

  每个村庄都有每个村庄的记忆,每个村庄都有每个村庄的历史,但是每个村庄的历史和记忆,不一定都能进入我们的审美范围。帕蒂古丽主观意识的阳光照耀着她先前大梁坡村的生活,就是这些生活从黑暗的尘埃中一下子走了出来,给我们感觉到生活的本真、生存的艰难、生命的强大。

  《隐秘的故乡》这部作品中的第二人称意识“你”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第二人称意识,它的“你”实际上是现在的“我”,主体描写者和客体描写者不是割裂的,而是整体的。从前的“你”是现在“我”的胚胎,今天的“我”是从前“你”的延伸,自己跟自己对话、今天的“我”跟过去的“我”自言自语,体现了描写视角的扩大,从一维到两维。江南的写作、幼时的回忆带着一种时空的疏离感,带着陌生化,扩大了视野,客观上形成了全知视角的第三人称描写。因此,这部作品是把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同时融合在书里,是目前的散文集中唯一如此描写的作品。

新疆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何英:

  思维是语言的一种现实,在古丽的散文中可以看到她的这种现实。她的思维比我们寻常人更多几个纬度,这几个纬度或面向既有汉文化,也有维吾尔族宗教底色,还有回族、哈萨克族的眼光在里面。她像在一所四面八方都是窗子的房间,这些窗子是否打开,取决于帕蒂古丽是否愿意。帕蒂古丽的写作符合某种国际写作中受关注的形式:多元化融合的作家个体写作背景,如帕慕克、库切等,他们是一群试图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的人。

宁波文联创研室主任赵柏田:

  在南方生活二十年之后,出于自我身份确证的焦虑,帕蒂古丽开始她的大梁坡系列散文的写作,把它视作一次精神的还乡。古丽在这本书中的“你你你”是我迄今看到的最成功的第二人称叙事。时间深处的那个村庄已经天老天荒,对古丽来说就像爱情一样珍贵,她无法容忍第一人称闯入的一览无余,而时间背后的那个“你”——也就是过去的她自己,恰恰成了最好的对话者。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者文体的完整性和语言的精确性。古丽使用的是一种他者语言,以这种语言观照她丢在后面的那截生活,就好像是在一块一块地肢解自己,然后再以不同的形式把自己重新组装起来。

余姚日报副总编、余姚市作协主席徐渭明:

  古丽1996年来到《余姚日报》工作,长期从事文化类报道和专刊副刊版面的管理工作。她以兼容并蓄的姿态,较快地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并对此有所研究,她唱姚剧就是一个很好的列子。她的创作优势在于,身为维吾尔族女作家,又长期在江南工作生活,有了更大的参照系,她对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异同关照,有着多重的参照系,她的独特经历,使她对生命的关注和思考更多维、多向。近几年,她在文字的表达上又找到了新的载体,创作因此进入了爆发期。

余姚市文联副主席干亚群:

  古丽的一枝笔,把西北和江南连接在一起。读者通过古丽的散文,加深了对新疆文学的认识。她的笔法尖锐,犀利如刀;语言结实,一针见血。她的文章非常有情感,非常能打动人心。

  古丽为人谦和。这些年,通过她的推荐,余姚本地一批作者得以在国内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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