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两次参加高考的准考证、体检收费单、发放入学通知书的信封、刊登高考政策解读的报纸甚至还有当年启程到大学报到当天的日历：“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４日、星期六、农历九月十三”……这些泛着黄边但却整理得整整齐齐的资料无声地记录着改变一个人一生命运的那段历史。今天，当这些尘封的记忆再次开启时，历史的一页仿佛又回到了３０年前。　
　　１９７７年秋天，高中毕业３年、已经在余姚茶场茶机厂做临时工的朱育成得知了一个令人心动的消息：又可以考大学了。朱育成姐弟４人，都赶上了高考中断的那１０年，兄姐３人分别支农、支场、支工，对排行老四的朱育成来说，支工没条件，支农心不甘，现在终于有参加高考的机会了，理应不放弃。就这样白天照常上班，晚上抽空复习，两个月后，朱育成走进了高考试场。令人遗憾的是，当年他的高考分数虽然上了线，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他被取消了体检的资格。
 　第一次遗憾的出局反而激起了朱育成的求知欲望。不久，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他干脆放弃了来之不易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迎考中。说是复习，其实也不过是把十几年前大姐上学时的初、高中课本和好不容易借到的几本数理化自学丛书从头到尾、从尾到头地翻个遍。“我在高中学的内容大部分与高考不沾边，市面上也买不到什么复习资料，偶尔听说有个复习讲座，也只对系统内部人员或家属子女开放，惟一能做的就是看那几本书。”１９７８年的夏天，永远留在了朱育成的记忆中。那年夏天，他足不出户守在一个狭小、闷热的屋子里，朝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天太热，吊桶井水降降温；蚊子多，穿双山袜防蚊咬；趴在桌上看书时间长了，两个手臂竟然长满了痱子，以至后来体检的时候，医生还以为他得了什么皮肤病。
　　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０、２１、２２日，朱育成和近百名考生在余姚中学的大礼堂中度过了难忘的３天。“那个场面真可谓‘壮观’，百来名考生同在一个考场，不过秩序却是出奇的好，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我的同学、同事和朋友。”艰苦的努力终于换来成功的喜悦，朱育成以超出省重点线１．５分的成绩被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录取。１０月１４日，在悄悄留下了那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历后，他在父亲的陪伴下第一次来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
　　如果说朱育成和他的同学曾经是被耽误的一代，那么走进大学校园的他无疑是幸运的。“学费有助学金提供，生活费可以申请困难补助，看病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当时国家对我们这些大学生特别照顾，只要我们好好学习，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了。”朱育成自然也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各种知识。“有几年夏天，学校后勤处在操场边的大树上挂起了不少灯泡，供同学们晚自习用。虽然比起闷热的教室凉快多了，可也因此经受了大批蚊子的骚扰，但大家的学习兴致依然不减。”朱育成深情地回忆道。
　　１９８２年，大学毕业的朱育成分配到了市中医医院药剂科；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后则一直工作在药品监督检验的岗位上。对朱育成来说，药学是他一生钟爱的事业，在做好药品监督检验工作的同时，１０多年来，围绕药品标准的修改、药品监督检验等，他先后在全国各级专业杂志上发表了４０多篇学术文章，成为了中国药学会高级会员、浙江省药学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宁波市药学会理事。２００１年，朱育成被市委、市政府授予优秀科技人员称号；２００２年，他取得了主任药师任职资格。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朱育成还重视参政议政工作。他现在不仅是宁波市政协委员、余姚市政协常委，还是浙江省人大代表。对他而言，满腔热忱为群众代言，竭尽全力维护百姓利益，是一名人大代表的应尽责任。
　　“有些事情经历过后会很快忘记，但有些事情一旦经历便会终生难忘。高考对我来说虽已过去３０年了，但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回首当年，朱育成庆幸自己赶上一个好时代，“经历高考是一种积累也是一种幸运，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